高桂滋公馆，物是人非事事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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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居住在西安的人们大多过着平凡普通的生活，也不时的对来去匆匆的游客投以诧异的眼光，不知道这些自己司空见惯的建筑、场景哪里有如此的魅力，直到有次胖子描述自己的生活：城墙头上吹风，荐福寺里吃饭，张公馆里看书，高公馆里谝闲传。被数位义愤填膺的人斥责：你看看你过得是什么样令人发指的幸福生活呀！这才明白过来，原来身边这些自己忽略的地方，都有着不同寻常的色彩。

    中国历史这幅画卷上，西安多为点睛之笔，郡县制、科举制等等无一不有着绵延至今的影响。虽然时至近代，重心渐倾东南，但在1936年的十二月，西安城东南的那个小楼，却牵动着中外无数重量级人物的神经。小楼里羁押的人，叫做蒋中正，那座小楼，则是时任三十二军副军长的高桂滋在西安的公馆。于是在其后的数日里，周恩来、邵力子、宋美龄、宋子文、杨虎城、张学良等人频繁出入，怕都是身为屋主的高桂滋也不能料想到的贵客。住在小楼里被牢牢看守的老蒋当时不知心底会否有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之叹，早年他暗杀陶成章、架走许崇智、软禁胡汉民，怕是没想过自己也会落在同样的境地。问及当时的之所以征用高公馆，一是怕新城黄楼情况复杂——当时的陕西省政府大院自然是鱼龙混杂，搬到张宅旁方便保卫和掌控，交谈见面也便利；再者新宅子追时髦装了暖气，不然江南的老蒋怕是受不得西北的苦寒。

   再提一下屋主高桂滋，那公馆盖好不久，他还不及入住，老蒋就被塞了进去，连家具都得现借，其后几年参与平型关战役，中条山战役，戎马倥偬，怕是也没有时间住在这处，直到后来任西安绥署副主任，指挥进攻边区的时候，才能在西安安顿下来，这个院子中西风结合，是所庭院式建筑，大门内是喷泉一池，左首是一栋中西合璧的小楼，此二者至今尚存，小楼以办公、会客、议事为主，左右侧的耳房和地下室则安排秘书、警卫连居住，后面的三进四合院当初是高家人自居，而今已变成了方方正正的水泥楼。高桂滋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我党提供情报，后又起义，怕是住在这曾经羁押老蒋的地方，有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理压力吧。

    张学良公馆与高桂滋公馆一巷之隔，想来在那时必定幽静且森严，如今却是人声鼎沸，尤其夏日傍晚，巷口那家烤翅，等位的人是要多过吃肉的人。西安的腐败路版本很多，众说纷纭，但不论哪个版本，建国路都在其内，喜欢热闹新鲜的白领小青年三五成群的奔鱼酷、藏秘烤鱼、汉城烧烤增进感情去；西安的老吃家则蹲在朱家水盆、眼睛张门口说着上下五千年；住西安的乡党们忘不了乡里味道，纷纷说街口的席面味道最冁和；海底捞门口的顾客始终没有见少过……曾经达官显宦的居所，已经被洗刷的一点痕迹都看不出来了。

    解放后高桂滋将房子交予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安排刚成立的作协搬了进去，几位后来震动全国的作家给这个宅邸又添上了一层色彩。胖子有次路过，蹲在作协旁边吃面，盯着大门里的喷泉，一边吸溜着面条，一边和伙计讲古，提到张学良时，旁边蹲着的一位老者过来搭话，称张学良的坚决抗日、发起事变，一者是老蒋为人太过苛刻，34、35年小张张学良被红十五团打的损兵折将，等到中央红军到了，东北军的各路猛将更是被徐海东将军打的晕头转向，结果老蒋不但拒发抚恤，甚至还要取消番号，小张自然不肯为他卖命。其二是有刘多荃将军和高福源两位将军在中共和小张之间牵线搭桥，坚定了小张反对内战，坚决抗日的决心，当时的东北军对陕北红军来说恰似一支运输队，不但输送军需物资，还时常传递情报，见了面也就是朝天鸣枪，吆喝几声而已。又可惜小张被带去南京扣押，东北军群龙无首，高福源将军在后来的二·二事件中竟遭杀害，草葬于离高公馆不远的东门外，直到建国后才的迁入烈士陵园云云。给胖子和伙计说的半信半疑，问有何为证？老者嘿嘿一笑，说西安事变史编纂组的编辑当初可没敢这么问，这才晓得人家正是当时参与此事的刘多荃部警卫兵，西安这市井多隐士奇人，信哉。